在我所屬辦公室樓層裡的西方員工，最近戴起口罩的比率一半一半。香港待了廿幾年的荷蘭人已經非常融入當地文化，配戴口罩上班；至於新到部的另一位則是拒絕戴上口罩：他認為勤洗手比戴口罩重要，因為口罩也不能完全有效抵禦病毒。不過在閒聊之中，他下意識摸了口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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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去幾年的自助旅行，我堅持的模式是每到一個城市，必定徒步走一段市區道路，走入住宅區，觀察與體驗居民日常生活，這是認識新環境的方法之一。各地區居民的衛生自主管理風格，韓國日本社會跟台灣類似；中國社會很分歧，呈現從1950年代水平到現代的多重面貌。至於歐洲社會十餘國的確很少見居民配戴口罩出門，在外遊走。
在歐洲城市漫步行進間，我經常戴著布質口罩防風防寒，避免過敏性鼻炎發作。路人偶有不安眼神看我。至於醫療口罩則很少行人配戴上街，因為綠色的表層，視覺效果太過刺激，很難忽視，且宣告你是個病患，四圍遊蕩。在崇尚以完美形象示人的歐洲社會，戴醫療口罩上街是種自黑行為。最近幾年又涉及移民的反蒙面議題，更加少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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每個地區都有歷史悠久的傳染病史，但也唯有歐洲的紀錄如此完整，疾病的歷史記憶一路從中世紀保留至當代。中世紀面對不明傳染病的作法是隔離，紐約Ellis Island 隔離島是在現代保留前現代措施的示範。隔離防範瘟疫的作法隨著英國的殖民統治傳播至帝國各個角落。演變到當代，有新的變通。在香港傳統的英資、港資公司保有一項休假制度：有發燒感冒症狀，就報備人資部門自行在家休養一日，兩日以上才需要就醫證明。至於配戴口罩上班，是帶疾病來辦公室的行為，並不鼓勵。
至於其他華資企業的慣行作法就不同了。台資企業傾向除非大病，無論如何都要上班，微恙就配戴口罩自行管理；中資企業視休假是例外，也無戴口罩自主管理這種慣例。在大型港資企業陸續遭到中資收購的趨勢下，這樣的規章自是顯而易見的改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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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各國防疫的措施與老百姓自主管理行為的差異，除了疫情掌握、風險評估與成本效益計算，背後的文化脈絡應該也是重要影響因子。
